事情开始于 2021 年 3 月。那时候，我在一次自我检查中摸到左侧乳房有一个很小的肿块。一开始，我并没有太在意，还告诉自己：“可能只是一个囊肿吧。”当时我正忙着处理一个重要客户项目，还要陪儿子准备大学申请，同时照顾 78 岁的母亲，生活里有太多事情需要我操心。

但一个月过去后，肿块依然没有消失。我的丈夫 Mark 坚持让我去看医生。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我感觉整个世界突然停了下来。

乳房 X 线检查和超声检查之后，医生进一步安排了活检。一周后，我坐在冰冷的诊室里，听到医生说出那句话：“是癌症——II 期浸润性导管癌（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）。”后面的内容，我几乎已经记不清了。只记得 Mark 一直握着我的手，而医生不断说着“下一步该怎么做”，可那些话在当时听起来就像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。

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两个问题：我还能不能亲眼看到儿子毕业？Mark 会不会不得不一个人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？

我第一次出现严重偏头痛是在 30 岁那年。那天，我刚给三年级学生上完一节数学课，突然间，右眼后方像炸开一样出现剧烈疼痛，痛得我只能坐到教室地板上。灯光让我觉得难以忍受，走廊里孩子们的笑声也会让头痛一阵阵加重。校长开车把我送回家，接下来的两天里，我几乎一直躺在昏暗的卧室里，还因为疼痛不断呕吐。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次偶发情况——直到一个月后，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

接下来的 12 年里，偏头痛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的常客。每个月大约会发作 8–10 次，每次可能持续数小时到数天，有些时候症状会反复拖上好几天。我每年因为偏头痛缺勤超过 20 天，也开始拒绝参加生日聚会和家庭旅行，甚至连以前最喜欢的画画和弹吉他都慢慢放弃了，因为发作时哪怕一点光线或声音都可能让我非常难受。

这些年里，我先后看过 6 位不同的医生。有人告诉我“只是压力太大”，也有人给我开了较强的止痛药，但药物让我整个人昏昏沉沉，却没有真正解决反复发作的问题。甚至还有医生建议我“多放松一点”。到了 2023 年，我的情绪已经明显受到影响。我开始相信，也许自己余生都要这样和疼痛相处——也担心自己再也无法成为那个我希望成为的老师、朋友和妻子。

Mia 第一次哮喘发作时只有 4 岁。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聚会——她刚吹完蜡烛，还在客厅里追着朋友们跑。突然，她停了下来，弯下腰，开始大口喘气。她的脸先是涨红，接着嘴唇周围开始发青，我整个人一下子僵住了。

我是学校护士，平时也知道遇到紧急情况应该怎么处理；但当出问题的是自己的孩子时，脑子真的会瞬间一片空白。

一个月前，Mia 曾出现过一次“轻微喘鸣”，儿科医生当时给我们准备了吸入器。我赶紧拿出来帮她使用，但这一次几乎没有效果。等救护车赶到时，Mia 已经呼吸得非常微弱，情况十分危急。

我的膝盖是在 68 岁那年开始疼的。起初，只是在走去杂货店或者爬楼梯回公寓之后出现一种隐隐作痛的感觉。我告诉自己，这大概“只是年纪大了”——可能是以后都得学着接受的事情。

但到了 2023 年，疼痛已经严重到我站不到 10 分钟就受不了。我不再参加每周一次的读书会，因为坐在那种硬椅子上会让我疼得皱眉；孙女 Lily 邀请我陪她去挑婚纱时，我也拒绝了——她原本一直希望我能当她的“第二意见”。后来，我甚至开始拄拐杖，这曾经是我一直告诉自己“绝对不会用”的东西。

最难受的，是看着 Lily 为婚礼做准备。她有时会在客厅里叫我“陪她跳一支舞”，可我只能拒绝，因为光是想到要弯曲膝盖，就已经觉得膝盖一阵阵抽痛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 Lily 给我看婚礼场地的照片，忍不住哭了出来。我当时一直在想：我可能再也没办法陪她走过婚礼现场了。也许到了那一天，我只能坐在轮椅上，在后面看着这一切发生。

我亲眼看着姐姐多年来一直被膝痛困扰，后来她接受了全膝关节置换手术，之后又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康复训练。想到手术，我非常害怕；但更让我害怕的，是因为自己的膝盖问题而错过 Lily 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一天。